台北大學進修紀實

從90年代開始算起到今天的台灣民法領域，相信應該沒有人不知道王澤鑑。就算沒被他教到，也讀過他的書(天龍八部)；就算沒細讀過他的書，至少也看過他書的封面。在這十數年(可能更久)，王澤鑑的人與書可說引領台灣民法的主流。

而林誠二老師則是與王澤鑑齊名的另一座山頭。

在我修習債各的時候，剛好碰到司律考試改制之時。

債各以往的重要性是實務大於考試，在過去的考試掌握住幾個重點區域(如買賣、贈與、租賃、借貸、雇傭、承攬、委任...)即可，但在現今一試選擇題的年代，變成幾乎所有部分條文都要掃過一遍。

有上過劉老師課的人，對老師課堂上的印象，應該都是黑板上密密麻麻、綱舉目張的板書。

當時北大夜法的民速原本是張文郁老師在帶，但是到了我要修課的前一個學期，竟傳出張老師「課倒」(在課堂上昏倒)的消息。接下來張老師因病休養就沒在夜間開課了，而之後便找來本身也是北大出身、銘傳的劉玉中老師來幫忙上民訴。劉老師師承駱永家老師，故教學上也是以駱老師的理論為主，教科書也是選用駱老師那本在現在很難買到的《民事訴訟法I》。

這一篇文章在3年前就寫了，但一直放在草稿區內。直到近日來在網路上竟然看到有人問起 Theodore Robert "Ted" Bundy，才讓我又回憶起了修習崔汴生老師課程的時光。

Ted Bundy是美國在70-80年代的一個連續殺人犯，此人從美國西北的華盛頓州一路犯案到東南的佛羅里達州，與他有關的共計有30起以上的女子遭性侵、失蹤及死亡案件。Ted Bundy並不是一個市井之徒，他反而是一個所謂的「知識份子」，他在華盛頓州立大學就讀時甚至還主修過中文系，最後則是拿到心理學系的學位。

行車路線

剛開始從板橋到民生校區時，大都是走文化路過華江橋進台北市，接環河路向北走一直到民生西路再右轉；有時候則是華江橋下橋後沿著和平西路、和平東路，一直到師大附近再左轉金山南路往北，走新生高架從民生東路的出口下來。剛開始開車，對於路線規劃完全沒有甚麼想法，只想說可以到就好了。直到有一次載著副局長出差，當時是要去台北市政府附近的國泰世華總行，副座帶著我從華江橋下來接環河路，在上市民高架，最後從永吉路出口一下；一路走快速道路過來，沒多久就到了。副座告訴我說在台北開車要多利用快速道路，我才有些恍然大悟。

當代民主思潮、我國文官體系與制度思維(沈建中老師)

沈老師的這兩門課都開在週六的早上，也有一些日間部的學生來修習。社會制度與政府體制多半都有許多具爭議性的議題，老師會要我們製作名牌放在桌上，然後在課堂上拋出問題，鼓勵台下的我們發表意見。例如當時正熱議的公務人員考績法、退休制度的修正問題。在下課時間，老師則會播放一些紀錄片和相關主題的戲劇(如日劇官僚之夏)，並從中引伸出上課的主題。期中、期末考是開書考，基本上也是訓練我們分析資料及寫文章的能力。

進修部的商事法原來是梁宇賢老師教授，而梁老師在2013年完全退休後，系上找來文化的老師來支援，吳盈德老師也是其中之一。除了專利法之外，吳老師還有協助開設企業併購法、保險法、海商法等課程。

由於修課的人不多(10人左右)，因此老師上課的方式蠻隨興的，雖然也有簡報ppt檔案，但是講起課來就像是跟台下的我們閒聊一般。課程大綱上雖然有指定了一本林洲富法官寫的專利法教科書，但是課堂上都是講授老師自己提供的資料，以美國實際的案例逐步地跟我們介紹專利的各個要件如可專利性、產業利用性、新穎性、進步性等。老師自己是文化法律出身的，在課堂上也和我們分享他的求學過程及在美國的留學生活，常勉勵我們不要有名校思維，除了念書以外也要多拓展自己的視野，但念書時就專心念、玩的時候盡情地玩。老師本身好像有在跑馬拉松，印象中學期間老師的右手前臂還有開刀治療，早上剛開完刀，晚上還有來幫我們上課。

Toyota Yaris 1.5G

當時家裡住新店、上班在板橋，晚上又要到民生校區上課，一天三頭跑，於是一開始便打算要開車通勤。而第一次買車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打算，由於大部分時間都一個人開，因此就將目標鎖定在小車，最後就看上Yaris，選擇了中階的G版。記得8月左右訂車，車子在9月初開學前1週新生說明會的前兩天拿到。剛開始開車真是覺得蠻方便極了，Yaris很好上手，有EPS電動輔助方向盤，轉起來十分輕鬆；配有恆溫空調，冷氣會自動調整；車子又小，不管是停車或是鑽巷子都很方便。雖然民生校區沒提供車位給學生，但是周邊車位在5、6點的時候還蠻好找的。平常把書都丟車上，到學校就看今天上什麼課就拎什麼書去。

姚柏如老師(資料處理)

台北大學開設的資料處理課程，其實類似於一般計算機概論的課程，內容及講述電腦的基本運作原理以及一些 MS Office 軟體的使用。當時原本是為了湊學分才選這門課，後來也退掉改選其他課程，所以才與姚老師僅有一面之緣(即第一次上課)，還拿了一本老師自編自印、厚厚的講義回來，但後來都被我拆來當草稿紙用，現在想來有些慚愧，應該把講義交還回去給有修課的同學使用才對。

選到辛老師的課是蠻誤打誤撞的情形，本來夜法的歷史課都是排在週五晚上的1、2節，辛老師的課則是開在同一天晚上的3、4節；因為當初要修1、2節的海商法，所以才轉而去選開在3、4節的歷史課。另外因為是歷史通識課，所以選課當時也沒有特別去看老師授課大綱，而只是看開課時間可以配合排課就選了；到了第一堂課開始，才知道老師授課內容是以東南亞史為主。

在還沒有修課之前，對東南亞各國如泰國、越南、印尼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...等的瞭解大都是自日常生活中大家以訛傳訛所形成的一些刻板印象，如泰國的人妖、四面佛，馬來西亞的拿督，新加坡的鞭刑，越南、印尼的外傭與外配。於一般人的印象裡，東南亞與台灣相較之下落後、髒亂；在上過課後，才算是對東南亞的過去以及現況有一個初步的認知。東南亞各國其實有跟台灣非常相似的過去，同樣在二戰時期受到他國的殖民，並在二戰後進入到民主化的過程；在冷戰時期也是夾在美、蘇之間，在現在中國崛起後也懼於中國勢力的擴張。在一年的課程當中，恰巧在東南亞有許多事件發生，諸如中國與越南、菲律賓在南海的爭端，台灣旅客張安薇夫婦在馬來西亞旅遊遭綁架...等，老師也都藉著時事新聞和我們介紹東南亞各國的過去與現在。

記得林老師在課堂說過：「台灣現在是刑事訴訟法的年代。」為何有此一說？台灣早期受兩蔣威權統治，政權集中、不容他人染指，但為發展經濟，民間商業往來頻繁，而生諸多交易問題，故民事法學興盛。而自1989年解嚴後，對社會對政府體制的衝撞、政府運作的反思聲音日漸高漲，逐漸形成公法(憲法、行政法)的年代。到了近十年以來，人權意識抬頭，從而檢討過往國家行使公權力時對人民的不當之處，刑事訴訟法即首當其衝，故稱「台灣現在是刑事訴訟法的年代」。

的確，近十年以來刑事訴訟法有著大幅的變動，除仿效美國採修正當事人進行主義、並引進交互詰問外，對於案件審判程序分流、被告權利的保護...等，成效均有所提升。

行政罰法是我在大一的英美法導論之後，睽違兩年又再度修習黃銘輝老師開的課。

早有耳聞黃老師在出國前是補教界的公法名師(黃釁辰?)，但一直沒有機會在學校修到老師所開的公法相關課程。

行政法是由高仁川老師指導授課。高老師本身博班也是北大法律出身，之後在考上公費留考後赴美深造。在與我們授課當時，高老師才回國約一兩年左右，算是系上的新進教師；而新進教師的事情通常是最多的，但老師的教學仍是絲毫不打折扣。老師的教學內容可說十分深入，完全不因為是在進修部開的課而有所調整，其所使用的教科書有兩本：一為李建良的《行政法基礎十講》，一為李震山的《行政法導論》。在教科書之外，老師又額外地發給我們許多釋字、文章作為補充資料。

《行政法基礎十講》這本書僅有薄薄一本，全書約300頁左右，內容就是李建良老師的十篇文章，範圍大概只含括到行政法基本原理原則的部分，但書中對於一些行政法觀念的解析非常鞭辟入裡，且對於原理原則的實際操作，也有作者自己具體做法與見解。而《行政法導論》則是一本較完整的行政法教科書，雖然書中所提的內容比較淺顯一些，算是入門類的書籍；但作者在書中的引注有提到非常多的經典期刊論文參考資料，如果把這些參考資料都一併找來看，那也算是夠深入了。

大多數法律系都將憲法擺在大一開始上，但就個人的學習經驗，憲法真的不太適擺在大一的課程。憲法大致上可分為兩個部分：一為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，一為國家政府的組織架構。雖然我們是成文法國家，憲法都有既定的法典，但憲法的理論其實很政治、很哲學，也因此十分抽象，真要追溯可以從希臘羅馬時期的思想開始講起。而那些抽象、生澀的文字要大一剛接觸法律的新鮮人去咀嚼、消化實在有些困難。整個法律系念完下來，我會認為憲法其實比較適合擺在大三、大四，或至少在行政法修畢後再來學，理由是憲法的概念實在太抽象、太過上位了，叫完全沒有概念的人去學習，一是囫圇吞棗的背起來無法消化，一是很容易有錯誤的理解。

陳慈陽老師很早便由德國學成歸國任教，自己有寫一本憲法學教科書，上課便是用他的教科書。老師的書雖然不是常見的推薦書目，但書裡的架構其實十分完整，尤其是一些歷史演進的部分將來龍去脈寫得頗為詳盡，唯一的缺點是書中的語法，也許是受到外語(德語)的影響，常常有一些很冗長的敘述句，以及多層介係詞的語句，讓人讀起來覺得有些艱深。老師上課真是把我們當成「大學生」，但無奈我們台下這些小屁孩不成材，常常免不了的要被老師訓個幾句。但老師畢竟是刀子嘴豆腐心，雖然常常把我們批的體無完膚，考試給分卻是十分寬鬆，老實說當初自己在寫憲法考卷，不要說是否有打到題目爭點，連詞句都不太通順了，寫得前言不接後語，而最後老師還是高抬貴手讓我過了，也許是不想讓我們這些法律新鮮人在一開始就打退堂鼓吧。

有上過鄭逸哲老師刑事法相關課程的人，多半都會對老師印象深刻。老師上課十分幽默風趣，而且都利用很生活化的案例來深入淺出地解說刑法的理論與操作。鄭老師的書是自己請瑞興書局(小書局)出版的，書中都是一句句的「刑法句型」，其撰寫風格比起市面上常見的刑法教科書是大相逕庭，但卻十分淺顯易讀。

刑總所有處理的，即是建構一套論證行為人之行為是否成立刑法所定犯罪行為的體系。老師一再強調的是：處理刑法實例問題，要依照我國現行刑事法律規定，依循三段論法的邏輯一步一步加以論證；因此要實際翻閱法典、依法論證，而非到處比附援引德派、日派各家學說，最後卻忽略我國實際的法律規定與邏輯論證。在處理實例問題時，依刑法架構進行邏輯推演的步驟是固定的，並不會隨著問題的不同增加或減少；但隨著反覆的練習，卻可以增推理的速度。

民法總則在我入學時，仍是依照傳統的課程安排方式，上下二學期各3學分，共計6學分；但兩三年後卻改成單一學期4學分。這種課程的調整我實在不甚認同，就法律系的訓練而言，民總是非常重要的基礎科目，且不只是民法本身，在刑法、行政法中都可以看到許多類似或借用的基礎概念，有點類似理工科的大一微積分。改為單一學期4學分後等於是縮短了民總的學習時數，在授課時數被壓縮的情形下，老師非得要刪減授課的內容，如此一來原先的民總課程便如同是民法概要一般，只能非常簡要的介紹民法的一些基本概念。

林雪玉老師的民總我上了3個學期，原因是大一下的民總被當了，大二下又重修一次。

還記得當初打算要再進修之時，原本計畫是要去念台北大學進修部的公行系，因為本身任職在一般行政職系下，且當初準備公職考試時所接觸的也都是公共行政相關的學科；但在參加北大進修學士班獨立招生考試後，考出來的成績竟是意料之外的好，在分發時便陰錯陽差地選上了法律系就讀。

初到進修部法律系就讀時，深切地感受到何謂「牛驥同一皁，雞棲鳳凰食」，同學們背景來自四面八方：有應屆高中畢業的，亦有與我相同、在工作後利用下班時間來進修的；而由於入學門檻低，大家的資質與求學態度也是參差不齊，應屆高中畢業的多半不知為何要來唸法律系；公餘進修的十之八九是瞧著這進修部學費便宜、修課好過關而來混一紙文憑；但這其中不乏有非常進取的同學，雖是少數，但每年總有那麼幾個。那時候在這種龍蛇雜處環境下的我，總是覺得自己是「龍」，要比其他同學要來的高人一等，原因不外乎自己已取得公務員的鐵飯碗，然後之前就讀的又是眾所周知的一流大學。但事後回想，當初自己的心態跟其他大部分同學們也相差無幾，只覺得掛著一個「法律系學生」的頭銜為自己添加不少光彩。